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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渭南6岁男童鹏鹏，在遭继母罚跪、捆绑、殴打后昏迷，被送入渭南市第一院。据报道，孩子到医院时已经没有心跳和呼吸，经过抢救，逐渐恢复心跳和呼吸，但颅脑内有淤血、脑组织水肿压迫脑室、严重贫血，目前尚未脱离危险。
平媒新闻无法看见画面。但，“身上布满已经结痂的伤疤”、“把头骨取开后，脑内有大量的淤血，哗的一下像爆炸了一样”，仅文字本身就已经令人卒不忍看，完全可以推知一个六岁的孩子在过去几年中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在这种“漫长的、日常的痛苦”的背景下，新闻中的两个信息显得尤其刺目。 一个是，鹏鹏是由继母——也就是施虐者本人送到医院的；另一个是，接收孩子入院并发现孩子身上有长期被虐痕迹的医生，才是第一个报警人。如果不是孩子已经命在旦夕（为施虐者带来风险），如果不是医生将此事引入司法程序，这种严重的虐待行为仍然会以“家务事”的方式继续合理地存在下去。 可以看看孩子身边的其他人在此事中的角色。 亲戚，了解鹏鹏父亲离异再婚情况，但就目前报道情况看，无人“发现”孩子伤情并对虐待一事进行过问。 老师，按自述，每天都会对孩子进行晨检，发现鹏鹏的脸上有淤青等现象，做法是向继母“询问过几次”。甚至，连了解“去年一年，娃就丢了三次”、“娃身上有一些褐色的疤痕”的亲生母亲，都没有因孩子遭受虐待而报警，只不过开始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低估已经明显构成刑法中量刑2至7年的虐待罪？ 儿童与成人有着平等的人格权与人身权，这条基本法理，对中国社会而言常常是个抽象的存在。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关系型社会，更习惯于将孩子看做是父母的私产，将远近、亲疏、内外作为行为的考量。 因而，父母（监护人）常常将教训、干涉、殴打孩子看成天经地义的，以致监护人几乎成为了儿童人权的最大威胁。豆瓣上“父母皆祸害”的话题和由此引发的文化现象，就是“孩子是父母私产”思路的结果和极端反应。 也因而，几乎很难有人会因为父母教训孩子而进行干涉，哪怕这种“教训”是长期的，哪怕这种“教训”已经构成了虐待。家务事的理念和“疏不间亲”的行为规则，与“不论一个人处于什么角色，只要人身权和生命权遭到威胁，就必须无条件救助”的现代人权概念形成了直接的对冲。鹏鹏被继母虐待一事中，众多孩子身边成年人的无作为，恰是这些理念的直观演绎，实际上闭锁了一个学龄前儿童所能求助的全部渠道，将他变成了一块继母手里任意捏塑的橡皮泥。 前两年讨论虐待儿童的案件，人们多呼吁刑法中设立“虐童罪”。实际上看来，已有的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在加之2015年1月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已经能够对症下药。比如，对鹏鹏的继母已经没什么讨论的必要，对这样的残忍施虐者，只有是适用虐待罪还是故意伤害罪的差别。反而是，儿童周边亲友、学校、社区的态度，才是虐待行为如何被发现的关键，才是满足虐待罪“告诉才处理”要件的关键。如果他们讲“人情”，即便虐童入刑也会面临着同样的操作困境。 这样看来，这种人情，乃是最大的无情。（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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