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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学动漫设计专业上大一的张萧洋老家位于兴平市店张镇。3月22日，他父亲打来电话，正盘算着怎么买笔记本电脑的他，听到父亲惊慌失措的声音：“你妈在地里干活，高血压犯了，晕倒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不歇”，这是张萧洋年逾六十的父母的生活状态。去年9月，他考入大学，1.4万元的学费让父母一年的纯收入消耗一空。母亲有高血压，从不舍得去医院看，一元钱一瓶的“尼群地平”一吃就是几个月。这样的生活，他的父母早已习惯，从高中他进入艺术班开始，父母就抱着夸父逐日一般的信念，坚持着。
1、名校学子父亲说：我对娃有愧 北京西三环北路25号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内，19岁的法学专业大一学生李一璇身着朴素，急匆匆地赶去上课。和动辄一身名牌、容光焕发的女同学相比，她确实有些自惭形秽。如花似玉的年龄，爱美之心比谁都强烈。但她知道，一个月1000元的生活费，对于自己的农民父亲来说，已属不易。另外，妹妹李一琛在渭南合阳县城上高三，半年后更是花大钱的光景。 李一璇的父亲李荣斌是合阳县同家庄镇旧堡村的一位普通村民。他算了这样一笔账：大女儿学费不算贵，一年4200元，但生活费非常高。在北京三环，一月1500元几乎才能满足一个孩子正常的开销。二女儿在县城住校，高三的各类费用也不在少数。一年4万元，这是两个女儿的最基本开销。而现在他和妻子一年种苹果、出门打工不过只有3万元的收入，一到紧处就得问亲戚邻居借。说起大女儿，李荣斌这个乐天开朗的人有些哽咽：“别人家孩子都吃得好穿得好，我是娃她爸，一个月给她1000块，娃花不起钱也抬不起头，我对她有愧！” 生活费用的差异，在陕西的高校中也表现非常明显。从2006年起在西安交大兴起的“春雨行动”，目的就是让贫困的学生能吃得起饭。时至今日，2元一顿的早饭，4元一份的牛肉泡馍，10元一天足够的标准，让贫寒学子总能觉得那么温暖。而反观陕西部分高校，将食堂作为盈利大户，对外承包、提高饭价、分量缩水等，令农村大学生更加不堪重负。 李荣斌的家庭，只是黄河西畔这个小县城一个缩影。渭南合阳虽然经济不发达，但却是远近闻名的“大学生县”。长期跟踪采访农村大学生上学问题的陕西作协会员党宪宗有两本“沉重”的书：《沉重的母爱》《沉重的回报》，就是以合阳40户典型农村家庭的真实经历为蓝本，记叙了农村大学生上学难、回报父母难的问题。这两部书一出，一时间洛阳纸贵，群众皆言：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著名作家陈忠实在《沉重的回报》序言中写道：“《沉重的母爱》确实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全书的题旨和内容，都是对农民供养大学生难的真实记叙与描述。在经济还普遍落后的农村，其艰难的家庭比比皆是，其困窘的程度也更加让人触目惊心。”
2、家长的眼睛里，多了许多茫然 据省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计，我省现有普通高等学校78所，本、专科在校学生96.47万人。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总数的30%。省属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25.5万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约占10%左右，8.4万多人。 25.5万人，这无疑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数字。而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开始，农村贫困大学生走过的道路却不尽相同。 22.5元，这个热乎乎的数字让杨煜堂铭记了几十年。1977年，21岁的杨煜堂从耕种了4年的麦地走出，考入西安交通大学金属热处理专业。令他无比欣喜的是，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而且鉴于他家庭经济情况困难，给他每月发了20元的助学金，另有2.5元的伙食补助。这些钱，相当于城市职工近乎一个月的工资。“那时候的我们，对国家是多么感激！生活无忧，一心为学。扎实的学习，成为后来工作永久的财富。” 时至1999年，我国大学改变了原来的免费教育，开始收取学费，实行社会和国家联合办学，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大学开始扩招。但由于在改革的过程中，相关的辅助贫困大学生机制没有完全形成，从而在近十年间就形成了农村大学生上学难、家长供养难的突出问题。 201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减少74万人，只有4个省份的报名人数没有降低，近年来，大量农村高中生弃考大学的现象更加普遍。这不能不说是大学生费用支出负担沉重的一种反映。 公共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自1999年起全国各高校扩招，之后更兴起了建设新校区的热潮，高校在高速膨胀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债务，都会随之转嫁到学生和家长的身上。25年间学费一涨再涨，对贫困大学生，尤其是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压力可想而知。 问题何止于此。“以前家长供学生上学，眼睛里满是希望。现在眼睛里却多了许多茫然。”党宪宗这样说。彷徨、迷惘，成为他写作《沉重的回报》过程中最大的感受，“让苦难在自己身上终止，把希望留给孩子。通过上大学，改变家庭命运，这是大学生和家长共同的心愿。而面对一年难似一年的就业形势，许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尚且不易，更谈不上回报父母。”
3、国家扶持，会终结忧虑与困苦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从2007年起，陕西省的国家助学贷款和国家助学金的核定发放工作迈开大步，在一定程度上为部分农村贫困大学生和父母解了燃眉之急。 郭金刚在1991年，还是渭南市大荔县埝桥镇的一位民办教师。而现在，49岁的他站在自己家一堵土墙遮掩起来的院子里，直感叹：“我这个农民，现在连个鸡窝也盖不起来！” 大女儿郭珍珍，西安石油大学；二女儿郭小珍，西安外国语大学；小儿子郭栋，在高三总是年级前20名。这样的成就，在外人看来何等的荣耀。而这样的荣耀，留给郭金刚的则是两间土厢房和几万元的债务。在郭金刚和孩子们的厢房里，土炕、土墙、土地，厨房、会客、学习全在一处。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最显眼的装饰是一副“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的贴画。 “无论如何要上大学，这样娃们的才能才能发挥。”郭金刚这样断言。为了孩子们上大学，他下煤窑、出外打工、在家务农，才能勉强供上孩子们的生活费。“现在国家助学贷款一年能解决6000块，大女儿和二女儿都贷了，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我实在不知道咋办。”但随着物价上涨，高校的食堂再也不是一方净土，孩子的生活费自然水涨船高。二女儿一个月的生活费至少得800元，而她每月当学生助理，带家教的酬劳，也不过几百元。 说着，郭金刚拿出半瓶洋河海之蓝，这位48岁就头发全白的父亲眼中流露着自豪与愧疚：“大女儿去年毕业，在江苏昆仑气化公司工作。她工资不到2000元，过年却想着给我这个爸买瓶好酒，给妹妹500元生活费。而现在我给娃们贷款加借钱留下8万多的债务，心里不知道有多难过！” 有一组令人感到些许释然的数字：2012至2013学年，省教育厅对全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库进行了动态更新，并建立了家庭经济特困学生档案专柜。仅2011至2012学年，全省80所高校就有1209名学生获国家奖学金967万元；25071名学生获国家励志奖学金12535.5万元。 1993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目标被写入当时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希望在上世纪末完成。时隔19年的2012年，这一目标在千呼万唤中终归实现。超过18000亿元的教育经费，虽然要被基础教育、师资提升、中职教育等都分一杯羹，但对于高等教育，特别是西部地区的高校投入也必不可少。随着教育经费的提升，资助体系的不断完备，农村大学生上学的希望又多了一些。 自卑、艰苦、过量的兼职、勤工助学，这些充斥着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经历，都挤压了学习时间，使他们把知识转为文化资本、转化成财富更加困难。而劳作、打工、借钱、忧心忡忡，几乎成为农村贫困大学生父母的一般生活状态。 千年以来，贫寒子弟通过求学改变命运，是中国平等竞争、人尽其才的既有传统。我们是如此期望，这些孩子在十八九岁的黄金年龄，不用背负着过多的忧虑与困苦；他们含辛茹苦的父母，能够不用掏十年收入养一学子，让子女的回报不再如此沉重。
“收支平衡”带来的从容淡定 刚进学校时，付敬辉从父亲皴裂的手上接过一万元，从那之后，她便再也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 这位西安交通大学崇实学院哲学专业的女大学生，姊妹三人，父母主要靠种地、外出打工来维持生活。2009年，她考上大学，为了积攒学费，她去了县城的一个印刷厂，从事校对工作。一天20元，也令她感到点滴希望。 “家里特别困难的时候是在我大一的寒假，正月初一的晚上，奶奶突然生病，家里租了一辆车，在将奶奶送往县城医院的过程中，出了车祸，司机去世了。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了一些纠纷，司机的家人要求赔偿36万元。”那个寒假，付敬辉基本处于有家不能回的状态，从那时起，付敬辉觉得再也不能给年迈的父母增添任何压力。 在钱学森图书馆的社科期刊阅览室和科技期刊阅览室里，付敬辉整理书籍，引导同学，在忙碌中度过了三个年头。“提起大学生活，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忙，正是因为忙，我才感觉到欣慰。” 幸运的是，付敬辉的收支是平衡的：在学校食堂吃饭，一天下来花费大概在8元左右。加之买衣服、买书等花销，平均每月生活费500多元。一年学费5350元加上所有的生活费，10000元就足够。在图书馆工作，付敬辉每月有300元的补助，一年3000元，加上6000元的国家助学贷款及一些奖学金、助学金，付敬辉的大学生活还算波澜不惊。 今年9月，付敬辉将进入北京大学哲学专业学习。剩下的几个月，她加入了一个以支教为主的社团“wee-luv”，专门前往艰苦农村为孩子们上课。“我感谢父母将我生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家庭。人生多么不易，能为和我一样经历的孩子带去哪怕一丁点温暖，我也觉得慰藉。” “买不起参考书，我就向老师、同学借，全部抄下来。”回忆起自己的中学生活，西安交大仲英书院软件班的徐龙飞颇有些自豪。 软件班的收费高一些，徐龙飞一年的学费、生活费等需要15000元。虽然家庭极为贫困，徐龙飞却从未申请过助学金。贩卖蔬菜，一个寒假赚7000元钱，这是他创造的最高纪录。当家教、做兼职、争取奖学金，虽然过得很辛苦，徐龙飞却觉得泰然若素。 “英仔爱心社”，这是徐龙飞和同学们创建的公益社团。每个周末，他们都会以志愿者的身份到蓝田县帮农村家庭的学生补习功课，更好地体验生活。而每到周六，孩子的家长们都会远远站在土塬上，踮着脚尖等着这些“大学生娃”的到来。
农民的教育梦 何日不再沉重——访《沉重的母爱》作者党宪宗 党宪宗，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围绕农村家庭供养大学生之艰辛，先后采访调查合阳县一百一十个家庭，集结出版《沉重的母爱》《沉重的回报》两部专著。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阅读《沉重的母爱》后感慨地说：党宪宗作为一个儒商，忧国忧民，如此下大力气成此一书，十分可敬！我愿社会各阶层人士都能认真读一读，用心来关注当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供养大学生的沉重负担。
记者：在什么背景下，让您下定决心要采写一本关于农村家庭供养大学生之难的著作？ 党宪宗：我生活的合阳，虽然是渭北贫困小县，但每年也有将近三千名学子被各大专院校录取，他们之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农家子弟。2003年6月高考时，我在考场外碰到了我初中一个老同学送儿子进考场。他将要双目失明，满头的白发和横竖都是皮壑的脸，我几乎认不出来他了。他对我诉说了供养三个大学生的艰辛历程和当前家庭的困苦生活，撞击着我的心灵，让我下定决心要关注农民供养大学生家庭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为他们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记者：您先后调研采访了一百一十个供养大学生的困难农户，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感动您的细节或故事？ 党宪宗：我调查采访的每个家庭都有着自身独特的感人故事。比如，一个农民家庭6个月花了两元的零花钱，没买过一分钱的菜，目前却为自己每月只能给上大学的儿子三百元的生活费而伤心的哭泣；一个靠拉煤球为三个儿女上学挣学费的父亲，送儿子自费上高中时，一手捂着六千元的学费，一手却拿着冷馍靠在墙角啃；一对靠卖豆芽供养两个大学生的夫妇，不知道干吃面是啥味道，不知道一碗羊肉泡馍多少钱；为了儿女上大学，有的父母甚至付出了生命。
记者：能不能谈一下您的调研感受？ 党宪宗：采访中，农民家庭在当今高学费的情况下，供养子女上大学，血泪交织成的一个个典型事例，牢牢抓住了我的心。我的感情全部倾注到父母供养大学生所遭受的痛苦的诉说、心酸的眼泪之中，我怀揣着一颗沉重的心，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访了这个县将近二十个乡镇，去过深山，到过黄河岸边。每个农村家庭，只要有上学的孩子，父母都在含辛茹苦、呕心沥血为儿女们铺筑着大学之路。为了儿女们上大学，家庭的付出往往是惨痛的。尤其是母亲，视儿女为精神支柱，视儿女为生命，儿女上大学是父母终生的奋斗目标，这种母爱太沉重了。 记者：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还要一心供养儿女上大学，您认为动力是什么？ 党宪宗：我每到一个村庄，只要有正在上高中或大学的学生，这些家庭都在喊：“学费重如山”，而大学生的农民父母们毅然肩负着“大山”，又在沉重的喊“学费再重，累死我们，也要供儿女上大学，让儿女走出农村去，再不要像我们受苦受累了！”，可以说，因了“教育梦”，每个农村家庭都有供养儿女上大学的辛酸史。大学生这顶桂冠是父母的血和泪交织成的，向天下所有的父母致敬，也期待他们心中的教育梦，不再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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