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驱霾者） 北京市解除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后的第一天，北师大二附中高二10班的学生回到语文课堂上，开始讨论冯友兰的《人生的境界》。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何杰在黑板上写下这部名篇标题，转身抛出一个问题：“整篇文章都在讲哲学的任务，但为什么用‘人生的境界’做题目呢？” 何杰个子不高，步伐利索，已经习惯在办公室和教室之间疾走。因为雾霾，这位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刚刚经历了一场网络上的“走红”。 起因是一篇《雾霾停课期间写给我学生的话》。当何杰敲下这封信的最后一个字时，并没有想到它能在短时间内获得10万次以上的阅读量。 这个45岁的“高龄”班主任眼角已经开始下垂，过早地显出一种慈眉善目的样子。他没有一种刻意保持的威严，也缺乏离经叛道的气质。他像一个最普通的高中语文老师那样，温和、健谈，也许还有点啰嗦。尽管重视分数，但他自称理想主义者，试图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为学生寻找一条出路。 “分数当然很重要，但我挺担心他们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学业很棒，却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在6个小时的谈话里，何杰至少提到了8次“担当”。 停课的前一晚，有学生说，“我今天比过年都高兴。”“北京的学生们今天仿佛接到了牛×的录取通知书。”还有毗邻北京的学生抱怨：“明天雾霾红色预警，北京学生放假3天，然而我们……呵呵。” 雾霾假期第一天，二附中校园外，戴着口罩的行人匆忙走着。中午，空气污染指数显示287，何杰坐在电脑前，按了文章的发送键，随后卷起朋友圈的一场风。学生周雯依说，她的微信被各种雾霾的消息刷爆了，“我特别烦，发誓再也不要看这些东西了。”但当她忍不住打开何老师的这封信时，“眼泪哗哗地流”。 “这大概是你们第一次不欢呼的放假。因为你们突然发现，同快乐的假期相比，还有很多已退成背景而我们并不关注的美好。”何杰在公开信的开头说。他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和平和，与学生探讨“我们的认知方式”，即面对雾霾和其他公共事件，学生们如何审视自己的思考视角。“只有自己的头脑不成为他人信息与思想的容器，自己的嘴才能不是别人的传声筒”。 学生身上投射着何杰的影子，在朋友圈的一片戏谑与抱怨中，高二10班有一学生忽然冷静地说，“可能要很多年以后，大众才能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怎样的灾难，而非值得雀跃的假期。”这些话后来被何杰引用到自己的文章里。 紧接着，高二10班学生胡昕宇的朋友圈出现了越来越多不一样的声音。有人“瞬间激动了一下之后突然笑不出来了，我要干干净净没有杂质的蓝天碧水紫禁城，宁愿不要3天假期和自然醒的早晨”。 有人说，“其实停不停课对我也没什么太大的所谓，就是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特别心疼北京的天儿，你一直蓝着就好，真的。”配图是一张男孩子们穿着校服在绿色的草坪上踢足球的照片，高楼挡住了一半蓝色的天空。 何杰给他们一一点了“赞”，他说学生们的思考体现了他最喜欢引用的鲁迅那句“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周雯依引用了数学老师布置停课作业时的一句话，也是何杰文章的结尾，“空气不好，在家自习。学好了治理雾霾。”后面又加了一句：学好了，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平天下。 何杰既欣慰，又自豪，“这种思考比成天坐在那骂政府有用得多。” “现在社会上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腐败问题、应试教育的弊端、老师的缺点，学生是逃避不掉的，关键是用什么程序和方式去沟通和改变。”在何杰看来，天上的雾霾可以等风来，社会上的雾霾却常常积重难返，一不小心钻进十六七岁的学生心头，会造成难以清洗的污染。 他要做的，是正向的引导，并且教会学生独立思考，应对那些看不到的“雾霾”。 恢复上课的第一天，雾霾正在逐渐散去，冬日的校园景色依然萧条，窗外只有校工清扫落叶、尘土发出的沙沙声。教室内却温暖且自在，30名文科实验班的学生没有丝毫拘谨，各抒己见，看上去更像人们印象中的美国课堂。 何杰讲到冯友兰说的第一种人生境界——自然境界，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顺着本能做事。他开玩笑说： “18岁才叫‘成人’，所以你们现在还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人。” “那学校岂不成了动物园？”马上就有学生接了一句。 同学们哈哈大笑，进而开始讨论动物性与社会性。青春痘已经开始爬上他们的脸，书桌上摆着笔袋、文件夹，课本叠了厚厚一摞，但他们心中装下的，可不止这些。 在课堂上，何杰讲利己的功利境界和符合道德的道德境界。这个班级历史上有将近一半的人会考入北大清华，他问同学们，家长是不是不太愿意学生将来学哲学，大部分回答是肯定的，也有一位父亲是公务员的女孩站起来说，“我父母挺愿意我学哲学的，因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都学过哲学，所以哲学非常有用！” 笑声过后，另一位同学说了句“苟富贵勿相忘”，“这就是一种功利境界！”何杰接着他说。 “你不可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只能在既定条件下改变，为了素质把成绩丢掉是愚蠢的。”何杰向前探了探身子，他承认仍然要以多少个毕业生考上北大清华来衡量成绩，也会提出一些硬性要求，例如学生在网上参与讨论，跟帖和提问不得少于3次。 “教育承载着社会分流，高考意味着太多东西了，所以大家会在意，还是要按照教育规律去办。”他穿着大红色的冲锋衣，成了单调冬日里的一抹暖色。过去的学生说他不太注重个人形象，脑袋上经常有“呆毛”（动漫语言，指头顶竖起的头发）。 何杰事后解释，当初之所以要写那封公开信，是因为看到学生的感慨：“被寄予‘干预社会’厚望的我们，平时答过这么多主观题，说一堆宏观层面上头头是道的话，真正问自己有什么极具科学性又切实可行的政策或解决办法，没有。甚至作为一个普通人，除了关好窗户打开净化器，提醒妈妈要戴口罩以外，我没法再做更多。无助，还是自己无用。” 这些困惑如同笼罩在学生心头的雾霾，何杰不得不及时作出解答。他喜欢用书信的形式与学生交流。“你写1000字，老师就回1000字。”一位学生说。每年，何杰能写七八万字的信。 如果时间倒回2003年，何杰还是个缺乏底气的“不成熟”老师。那时，他追求“活泼可爱”的教学，追求形式上的漂亮，会声情并茂地朗读《神雕侠侣》杨过跳崖的段落，把同学读得泪眼涟涟。 但他带的班级成绩不好。仅此一项，就足以否定一切。有家长说他“不搞教学，净搞花活儿”。他在文章里说，从科学角度，去霾并不是非常难的事，但从社会角度看，去霾却又无比艰难。 何杰从学生入学的第一天，就开始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组建新班级的第一件事是创作班歌、班训和口号，这些全都由学生一手操办，民主投票选举产生最终结果。高二10班的口号是“海天作界，我自成峰”，学生用毛笔写在卷轴上，挂在教室最显眼的位置，班歌则专门去外面的录音棚录了一下午。 “特别令外班羡慕的是，我们有很多社会实践。”一位高二10班的学生说，每年的中秋节，何杰都会带全班的同学到北海“划船、赏月、赋诗”。 上一届班级要设计一款文化衫，准备在运动会上当作列队服装，班里的设计师和其他同学对图案产生了分歧。 何杰让学生们自己开会决定，“这是一次民主训练，训练他们公共议事的能力，要有公共说理的意识，以及一旦形成决策就要遵循，要学会妥协。”班干部当时非常着急，眼看运动会就要开始了，班里仍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最终，全班只能穿着校服参加了开幕式，自然没有拿到好成绩。 大家都挺不高兴，何杰对他们说，“这就是民主协商的案例，谁都不让步，这事就办不成。” “中国的素质教育有个很大的阻力是家长的焦虑。”何杰说，一直到他的班级分数上来了，何杰有了特级的身份和“范儿”，家长才越来越“理解花活儿”了。 但有时，教育“雾霾”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为了鼓励学生多参与校园的公共事务，他会告诉他们这是“刷履历”的好时机；为了让学生把眼光放长远，他会问他们“想要赚大钱吗？那就不要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马上要下课了。何杰说，冯友兰指出人生的最后一个境界是天地境界。“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又出世的。”何杰在文章里写道，“如果不重提推己及人、不重释克己复礼，实体雾霾不会消除，心灵雾霾会更严重。” 雾霾假期的最后一天，周雯依的朋友圈里，除了有人庆祝“天晴”，不再有任何关于雾霾的文字了。下周，月考和新一轮雾霾将一起到来，“我们没法儿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去改变它，最多只能做到出门戴口罩。”她顿了顿，“这说起来也挺悲凉的。”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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